相关历史梳理和原因分析可参见田夫:《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宪法涵义——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第58-66页。

在英国早期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下，法官既是法律的神使，也是国王的仆从，主要职责是针对国王的事务提供法律建议[3]。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一项违宪的法律从颁布实施到得到纠正通常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由此形成了较大的纠错成本。

更重要的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法工委直接对外行使职权的正当性一直饱受争议[29]，因此建立新的合宪性咨询制度势在必行。Margaret M. Bledsoe, The Advisory Opinion in North Carolina: 1947 to 1991,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0, no.6 (1992): 1857-1858.[6]例如，在1867到1986年间，在加拿大最高法院处理的宪法性争议中，合宪咨询案件大约占据了四分之一。从能力上看，由专业法官组成的法院精通各种宪法解释技术，通过长期的司法裁判活动积累了更加娴熟的宪法适用方法，有能力为其他国家机关遇到的宪法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按照分权制衡的经典逻辑，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可能给权利和自由带来威胁，而分权则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重要机制。虽然我国当前还没有正式的宪法解释实践，但毋庸置疑的是，宪法解释需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而且一经作出便产生强制约束力，其他国家机关必须予以遵守[36]。

对于咨询主体而言，咨询的过程也是学习宪法知识的过程。在具体审查过程中，审查主体同样无须受制于咨询意见，可以结合具体争议的事实要素对咨询意见指导下的行为进行审查并给出评价。首先，方法上主要表现为对宪法规范的援引，发挥一种辅助性论证功能。

而对于不具有执行性的规范或者政治性的宪法原则，法院在对立法进行解释时一般会回避宪法问题。Apache Survival Coalition v. U. S.，21F.3d895(9th Cir.1994)。 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既体现在宪法审查过程中，也渗透于普通法院的司法过程之中。如有学者指出，宪法规范中具有积极指导或委托内涵者可称为实质规范，仅有消极限制意义者，则为控制规范。

首先，由于宪法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规范体系的价值或思想上的指引，援引具有魔帚魔力的法律思想和其他崇高的但不确定的范畴，对合理地解决法官造法问题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虽然普通法院在处理诉讼案件时，非以对法律作合宪控制为主要目的，对于法律方法的运用当然是尽量不触及宪法或涉及违宪疑虑。

参见前引[4]，韩大元文。二是通过把宪法规范作为法律漏洞出现时进行法律解释的规范源来进行法律再造。潘德雷登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某项法律在形式上违反宪法的普通条款，法院的司法权可以宣称该法律无效，但是其并不能代替行使立法机关的权力。但对于普通法院来说，单纯解释规则在学理上则存在诸多关节须以厘清，否则会对合宪性解释方法本身的认识产生模糊。

合宪性解释或回避宪法方法所根基的这种司法谦抑主义，最终根源于现代法治架构下的权力分工机制及权力间的相互尊重。[23]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79]See Almendarez-Torres v. U. S.，118S. Ct.1219，140L. Ed.2d350(U. S.1998).[80]See Roberta Sue Alexander, Dueling View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anon of Constitutional Doubt: Almendarez-Torres v. United States, 118S. Ct.1219(1998).24U. Dayton L. Rev.375(1999).[81]当然，由于对回避宪法方法的启动要件存在一些争论，语境主义论者又进一步阐释了另外一种关于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界定，即认为对于一般的宪法疑虑并不需要适用回避宪法方法，而应该采取比较宽松的标准让宪法问题先进入案件，然后对之进行语境解释，只有在这一过程之后仍然存在两种解释的可能且存在宪法疑虑时，再来回避宪法上的无效。显然，这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回避宪法方法所秉持的谦抑主义原理。

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律解释的一般性方法被经常适用，它可以直接指导法院去解释制定法规范，从而可以避免宪法问题。相反，如果法院对立法目的的模糊之处进行填补，由于司法判决的终局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造成未来立法澄清与司法权威之间的张力。

宪法规范整体上的抽象性，使得这种基于个案的宪法解释在学理上存在着广阔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从结果取向来看，也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单就公序良俗这一抽象原则来解释进而适用于一经结婚即须辞职这一关节。

首先，在立法目的模糊时，应由立法机关首先予以澄清，而不是法院。不论在何种制度模式下，合宪性解释在一般司法权和宪法审查权层面都有所涵摄，职权的不同决定了其在不同层面的方法论之别。拉伦茨指出，一般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法院才有直接具体化宪法原则的机会：法律漏洞不能以其他方式填补，或者法律本身——特别是应用诸如善良风俗之类须填补的概念——赋予法官具体化的余地。第二，该方法的适用主体为普通法院，而非宪法审查机关。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法律解释方法包括多种，如文意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历史解释、合宪解释等等。

首先，从规范体系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法规范之体系性，适用任何法律同时也暗含对于宪法的间接适用。[62]参见前引[20]，陈新民文。

[48]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87]参见前引[11]文，Should the Supreme Court Presume that Congress Acts Constitutionally？[88]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585页以下。

一般认为，最早使用合宪解释的案例是195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决议。但在语境主义方法看来，如果不对法律进行语境主义的解释，那么法院只需要去发现事实即可，而无需存在法律解释的必要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人的主观局限性，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总处于模糊状态。

如果普通法院可以对立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审查，那么将可能侵涉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权，进而破坏权力分立之宪政架构，产生一种司法帝国主义。由于司法审判的主要职责在于解决具体案件纠纷，基于裁判之‘个案性，以及宣布法律为无效之效力的‘一般性，裁判当不是一个宣布‘违宪法律为无效的适当工具。以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因此，若谓宪法的解释与适用权专属于专门的宪法审查机构，当发生法律等规范有无抵触宪法或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提起诉讼等情形时，如果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适用权，就势必会导致各级普通法院的宪法素养因其制度地被置于专门的宪法审查机构的监护下而没有机会获得发展，也会影响他们对法律无违宪性的判断力。

基于一般司法权与宪法审查权的不同，合宪性解释必须从法律方法与宪法方法两个层面展开。[37]如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等控制规范，很难在方法论上找到空间。

这种摇摆于护法与护宪之间的合宪性解释，其界限并非可以在法教义学上寻找到固定的标准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毋宁是一种根基于谦抑主义的原则性要求。[5]同时，目前对于合宪性解释的理论溯源也存在一定分歧，如苏永钦教授认为其最早来自于瑞士联邦法院的判例，而大陆有学者认为其毋宁是德国法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54]由此，立基于宪法审查机关与立法者、修宪者在职权上的区分，合宪性解释在宪法方法层面的展开也具有内容上的独特之处。[21]参见Walter Haller, Das schweizerische Bundesgericht als Verfassungsgericht, in: Starck/Weber, Verfassungsgericht-barkeit in Westeuropa, Teilband I, Baden-Baden, 1986，S.190。

United States v. Harris, 106U. S.629，635-636(1883)。如果不让各级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的诉讼案件时具有违宪审查权，只会使人民怀疑到底宪法是不是应遵守的法规范，为什么普通法院在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类如其他权益受到侵害那样直接到法院去请求救济呢？[28]由此可见，普通法院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说，具有宪法上的合目的性。由此可见，发生于普通法院司法过程中之中的单纯解释规则，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毋宁是不涉及宪法内容而对宪法的一种借援。首先，对于文字和意义都非常清晰的，不得以合宪解释的方式作出相反意义的解释。

通过考察早期美国法可以发现，狭义上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在理论脉路上可溯源至合宪性推定的权力逻辑，[8]体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谦抑，且与司法中的回避宪法方法一脉相承。[68]前引[4]，拉伦茨书，第224页。

虽然基本权利依据宪法可以通过一般的法律加以限制，但是德国联邦法院由‘合宪性解释的要求推得一项特殊的结论：在解释用以限制基本权利的一般法律时，亦须考虑被限制的基本权利本身及其崇高的价值位阶，由此，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其优越性。这种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的单纯解释规则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弥补司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漏洞或进行相应的法律续造，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而非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

总之，只有以作为正当性基石的司法谦抑主义为基点，方可厘清该方法的千姿百态，否则难免纠缠于方法运用上的口水战。第四，该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个案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履行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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